凌丽芬的名字像是“美人”的代名词，给人典雅、美丽、略带神秘色彩的印象。近年，她推出了《女王的战争》这本书后，她的名字成为一众读者心中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成为一个传奇。一个女性耗费那么大的心力创作了一部女性商战畅销小说，一部可以让人反复阅读的书，这样的女性是何等人也？书中的那些关于时尚生活的描述是不是就是她本人的平时生活的写照？曾经的凌丽芬时尚商圈沉浮多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她转型当作家的呢？

这样一个深秋的午后，我们相约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咖啡馆，听她畅谈对时尚的态度和她文学世界里的观点。那天她穿着带着设计感的白色衬衫配着黑色的半裙走进我们的视线，脸上的妆淡雅却精致，像是带着一道清新的明快的光。当听到我们说“希望跟你真实地聊聊，不是按照设定问题一问一答”时，她显得很放松，轻盈，无碍，灵巧却又不失沉稳。

Q：对你而言，时尚是什么呢？或者意味着什么？

A：凌丽芬：时尚？或许可以用“让人羡慕的生活”来概括，总有一根超前的线牵着的，总是稍微高于现实生活一点的，可以企及却又需要踮脚去够的，当下大多数人觉得美好些，更美好些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些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随手拈来的，是要用心体会，再努力营造出来的。任何一个美丽生活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Q：在看你小说的时候，有一些篇幅是很细致的在描写女性的着装，有复古，有现代，在你看来时尚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循环？

A：凌丽芬：毋庸置疑，近几年的时尚总是在复古。三年一小转，十年一大转吧。我最近倒是对复古略微有些审美疲劳了，特别去看一些未来感的东西。可能和我在动笔写一篇科幻小说也有关系。

Q：很多的时尚大师，比如Karl Lagerfeld，John Galliano，Miuccia Prada 他们的设计灵感源于生活，尤其是Miuccia她的设计中融合了她的社会态度或她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那么你写《女王的战争》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A：凌丽芬：我挺喜欢一个刚刚离开Celine的设计师Pheobe Philo。当年有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Celine，她回答，离家近。我写《女战》就是想写女人，如实记录当下一部分的女人。我一直觉得，对女人来说两件事情是不可缺的，那就是时装和爱情。另外，这个世界离了女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因为女人更为璀璨，而且所谓的商战本不是只有男士们可拼搏的地方，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女性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在努力。

Q: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对旗袍的描写，女作家杨念找了一个老裁缝为她量体制作了一条旗袍，您个人是否比较钟情中国的传统时装文化呢？或者说，在这个文化里探索，对您的创作有什么的帮助呢？

A：凌丽芬：当然传统是很美的。上海弄堂里那些做旗袍的老师傅手里的每个针脚都是腔调。可惜，很多人现在不这么觉得了。《女战》里后来众人对杨念的嘲笑，即是写实，又是我无奈的宣泄，因为他们对旗袍太不了解了，旗袍可以凸显中国女性的气质、态度。1943年宋美龄穿着黑色旗袍，在美国国会演讲，震动美国朝野，她的雍容华贵，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柔中带刚，向世界展示中国女性的大智慧，并争取到美国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

Q：你觉得时尚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A：凌丽芬：我觉得时尚和文学是互相成就的。比如《红楼梦》写好了时尚，时尚在《红楼梦》里就成了经典，同时，时尚也帮助红楼梦成了经典。最近很火的《延禧攻略》里富查皇后那半高的领口上，用了精致的玉领扣封口。在《红楼梦》里头就有这样的描写，那些太太们所佩戴的领扣才是真的精致到了极致，这样的时尚一直延续至今。

Q：你觉得当下这个时代的时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具体的描绘一下？

A：凌丽芬：当然有。有一天我去了San Francisco 在愚人码头边看到一辆切格瓦拉年代的面包车，那个年代的潮流青年就是每天成群结队这个车里到处游荡，到处说自己的理想，这大约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事情，我很羡慕。现在的中国太无聊，我只想这么说。其他的，看我下本书《华年》吧，写了很多。

Q：目前是一个发展特别快的时代，什么让你更有写作的欲望呢？

凌丽芬：就因为时代太快，我一直想办法让自己更慢些。我从小相信碌碌者无为这句话。我

总是想方设法找时间空间让自己可以思考。思考促进我写作。

Q：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开始创作的呢？

凌丽芬：一个偶然的机会，十年的创业让我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可是骨子里的感性让我在表象的理性之外，更深刻地去感受这个世界。这十年的时间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形形色色，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东西，有时候很奇怪，这些特质竟然大部分时间竟然都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是复杂的，我时刻有拿起笔的冲动，把看到的这些有趣的人性记录下来。我特别喜欢打伏笔设陷阱留下一些需要揣摩的空间，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就迷恋《红楼梦》，后来又好长一段时间迷恋丹·布朗和玩魔方吧。通过《女战》，我只想说一件事，女性就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